血洗出一个新纪元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2) -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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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洗出一个新纪元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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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的历史语境下，对于“世界”的接纳虽然促进了对于现代国家的理解，读书人却也多少保留传统“天下”观支配下对于二者的价值判断。晚清之际的梁启超不止一次批评中国人“知天下而不知有国家”，③梁启超：《新民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65页。但他那时其实也不忘强调：“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④梁启超：《自由书》，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357页。梁启超曾援引乃师康有为的看法，认为“小康为‘国别主义’，大同为‘世界主义’”。①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我史》附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9页。可见，在彼时康、梁诸人的心目中，“国家”与“世界”（及其延伸的“主义”）的差别，乃是基于理想与现实、现在与未来的历史判断，但在其潜意识中，多少仍秉持着“世界”高于“国家”的价值判断。②其实，这一时期梁启超同时也承认自己“专驰心于国家主义”。因此，他对于康有为过分重视“个人的精神”与“世界的理想”也有不满。他认为康氏思想最缺“国家主义”，以致于“未能操练国民以战胜于竞争界也”。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我史》附录，第117页。

不过，对于晚清读书人而言，随着对于世界诸国认知的深入，一个更大的思想变化则是，“文明”开始成为衡量国家与世界进化水平的新尺度。其实，作为civilization的对应翻译，“文明”一词初并非价值中立地形容西方社会的状况，或表现类似“华夷之别”的教化之有无，而是以“历史进步”为前提，确认一种以西方列强为代表的“一元性顺序”和“普遍公理”的价值。因此，当晚清读书人使用“文明”这一词汇的时候，不管其意图如何，都只能是在认识一种“非中国”价值的存在。③[日]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8页。另一方面，正如杨度观察到的那样，“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因此，在“文明”尺度的支配下，“所谓世界的国家主义者，……特欲以中国与各文明国并立于此野蛮世界中，而无不适于生存，有优胜而无劣败之国也”。④杨度：《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217-219页。

复杂多变的历史情境与文明认知，也反向催生了晚清读书人的思想困惑：既然西方列强代表了“普遍公理”的文明价值，为何由其主导的世界却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野蛮世界”？进而言之，在一个由“文明国家”主宰的“野蛮世界”中，中国又将如何立国？大体来看，晚清中国率先接受“世界”的观念，继而通过涉及现代国家的诸多范畴（主权、利权、国民、民主、宪政等），将外部“世界”具体化，进而考察西方列强的崛起之路。因此，对于当日读书人而言，中国的因应之道集中表现为接受西方现代性方案，通过建立新型现代国家体制以捍卫国权与民权。

晚清读书人逐步了解“世界”，进而努力深化对于现代国家的认知，随着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建立，初步告一段落。然而，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与军阀政争的此起彼伏，标志着新生的共和理念遭遇挑战，也让知识界对于民国政治深感失望。从清朝的君主制到民国的共和制，1911年的辛亥革命改变了国体，当日杜亚泉“革命之伟业虽成，而立宪之前途尚远”的言说，⑤杜亚泉等：《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3页。却传递出部分读书人对于国家政治的忧虑。另一方面，随后爆发的欧战及其悲惨结局，也引发民初读书人对于世界格局的观察与对于英、法、德、俄等“文明国”的深刻反省。1916年，陈独秀注意到：“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他认为，在欧洲战争的影响下，军事、政治、学术、思想“必有剧变，大异于前”。⑥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1916年第1卷第5号。因此，在战争的刺激下，对于西方现代国家发展模式与西方文明的反思，构成这一时期部分读书人思想的新基调。一年以后，俄国二月革命爆发。陈独秀进一步指出：“此次大战争，乃旷古未有；战后政治学术、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亦将旷古所罕闻。吾料欧洲之历史，大战之后必全然改观。以战争以前历史之观念，推测战后之世界大势，无有是处。”⑦陈独秀：《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2号。1917年11月，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爆发以及苏俄社会制度的确立，进一步为中国读书人批判性地理解西方文明，提供了新的契机与现实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