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洗出一个新纪元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6) -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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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洗出一个新纪元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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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考强化了李大钊此前对于世界“离心主义之势力日见伸张”的历史判断，也让他对此前试图通过“调适”方式融汇东西文明的构想予以深刻反省。从此，作为创造新文明重要手段的“革命”以及对于革命正当性的论证，成为李大钊思考世界与文明的焦点。在发表于1918年7月1日的另一篇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将法兰西革命与俄罗斯革命进行了充分比较。在李大钊看来，“法兰西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这意味着同为革命，20世纪初的俄罗斯革命在其价值取向与精神境界上，已经大大超越了18世纪的法兰西革命——“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

见证了俄国十月革命，李大钊对于文明产生了新的认知。如果说法兰西革命缔造的共和国，代表着18世纪到19世纪现代国家构建的新模式，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结局，标志着这一西方现代方案已成沉舟病树，亟待在新的世界潮流洗礼下枯木逢春。因此，李大钊对于俄罗斯革命开创的新文明形态予以高度评价：“世界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②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1918年第3册。显然，当“爱人”取代“爱国”、“世界主义”取代“国家主义”、“和平”取代“战争”，“革命”就不再单纯等同于在18世纪国家主义模式下，资产阶级推翻专制王权建立共和国的过程。19世纪的世界历史已经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与实践虽然瓦解了专制，但它带来的仍然不是充分的民主和平等，反而因资本以及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文明局限，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新的压迫、宰制与战争。因此，只有对“法兰西革命”及其代表的西方现代方案予以充分反省，才能为新文明主体的创制拓展空间，进而证明新的革命的正当性。

在1918年10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一文。在文章中，李大钊已经相当明确地将1789年的法国革命视为“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而将1917年的俄国革命视为“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标志着李大钊的历史观的一次重大改变。在他看来，“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③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5号。换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非协约国战胜同盟国，而是“全世界的庶民”打败了“军国主义”。从文明的视角来看，强权之上有公理，国家利益和政治民族主义的立场之上，有着更为深远的民主主义。因此，当革命的主体从资产阶级转向广大庶民，革命的对象从专制皇权转向“军国主义”，革命的空间从一国内部转向整个世界，意味着革命正当性的基础必然转变为革命能否带来最广大的“人民民主”的实现。因此，在李大钊眼中，“廿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全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以形成“世界的社会力”。④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5号。

故而李大钊认定，“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⑤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晨报·自由论坛》1919年2月14—15日。在他接受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主张之后，他显然亦对人民民主和革命新模式予以认可。自此，有了新的典范，“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廿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具体而言，这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廿世纪新潮流的胜利”。①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5号。

不仅如此，这一更广泛的人民民主的目标，超越了捍卫国家利益的政治民族主义，成为贯通国家、世界乃至大同社会的核心思想。②罗志田认为，这种“由小及大”逐步实现“世界大同”，是李大钊在1918—1920年间反复申论的主题，且这种结合“修齐治平”发展观的世界倾向是当时不少人的共识。罗志田：《涟漪重叠：“五四”前后面向世界倾向的延续》，《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5页。因此，李大钊指出，“今日的Democracy，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组织，乃是世界的组织。这Democracy不是仅在人类生活史中一个点，乃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路程。”所以，“必要把世界作活动的舞台，把自国的Democracy作世界的Democracy一部分去活动，才能有成功的希望”。“我们要求Democracy，不是单求一没有君主的国体就算了事，必要把那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强的势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贯彻了Democracy的真义。”③李大钊：《〈国体与青年〉跋》，《国体与青年》1919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