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洗出一个新纪元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8) -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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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洗出一个新纪元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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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过往研究一般认为，相继完成于1918—1919年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述，标志着李大钊从所谓“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本文则倾向于将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纳，视为他在具体历史情境的刺激下，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丰富多元的知识资源的批判与取舍。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始，李大钊已经相当积极地通过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运动的了解，展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诠释。从另一角度来看，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接受、言说与想象，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实践。正是在李大钊特有的问题意识与时代关怀的刺激下，使得他头脑中已有的知识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了相当丰富的互动关系。

1919年之后，李大钊已经更为系统、纯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关术语与理论，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后果：“这次的世界大战，是从前遗留下的一些不能适应现在新生活新社会的旧物的总崩颓。由今以后的新生活新社会，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⑦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1919年第2卷第2号。虽然这时他还在延续一两年之前对于东西文明的“动”与“静”的区分，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等理念开始产生了新的解释力：“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由此，“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困破不安的现象……在世界的资本制度下被压迫而生世界的无产阶级”。①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2号。

经济环境的转变带来了阶级的分化，阶级的分化又深刻改变了社会的结构。这呼应了李大钊此前关于社会变化由“离心力”与“向心力”合力作用的观察。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他对于这一社会变动现象的表述更加简洁明快：“从前的社会组织是分上下阶级竖立系统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从前的社会组织是以力统属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以爱结合的组织。”李大钊意识到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阶级的重组与斗争，从而创生新的社会形态。所以，他指出现今世界的趋势是“纵的组织日见崩坏，横的组织日见增多扩张，就是中土各种民众的自治联合，也从此发轫了”。在他看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俄革命再到中国五四运动的历史，贯穿其中的主线就在于，学生、教职员、商界、工人、农民、妇女乃至各行各业，以横向联合的革命方式，彻底颠覆了过往现代国家模式下以“力”上下压迫的格局。李大钊认为，“在此一大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②李大钊：《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解放与改造》1920年第2卷第2号。

五、结语

大致而言，晚清朝野各界对于“世界”的理解，经历了一个率先碰触到与“天朝”异质的外部“世界”，然后通过对泰西诸国逐层深入地了解，将“世界”不断具体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西方现代性方案建立现代国家，进而通过竞争进化在“野蛮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这一时期“文明论”的核心内容。然而，在经历了民初内政外交的急剧动荡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深刻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爆发，成为他们对“国家”及其背后的西方现代性方案展开批判的思想资源。通过对“世界”的“理想化”塑造，他们扬弃了19世纪以来的竞争进化论，转而主张互助、和平、博爱等超越国家与种族的人类价值，进而展开了对于未来新文明的想象与言说。

通过不断深化世界认知以及对于文明尺度的调整与修正，五四时期李大钊心目中理想世界的样貌，也经历了相当复杂的变迁过程——从调和东西文明但仍侧重于西方文明的“第三”文明，到归属于“庶民”与“劳工”的俄罗斯文明，再到全面接纳马克思主义后，试图通过“阶级竞争”与“互助论”建构的“世界大同”。正如胡适在1926年所言：“中国人不能在胁迫下接受一个与其信念相左的新文明，必须有一个说服的过程。”③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8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1990年。转引自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对李大钊而言，这一“说服”的过程表现为：因文明的觉悟与世界的认知不断演变，使得他的思想演变中的“革命”，既是为五四的思想启蒙提供源源不绝的现实动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从时空上（世界）与内在品质上（文明）深化启蒙自身内涵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