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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洗出一个新纪元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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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思想与社会实践而言,这一过程展现了五四时期救亡与启蒙以及革命与启蒙之间,并非过往认知中相互对立或彼此“压倒”的关系,而
就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思想与社会实践而言,这一过程展现了五四时期救亡与启蒙以及革命与启蒙之间,并非过往认知中相互对立或彼此“压倒”的关系,而是相互激发、相互生成,并最终共同创造新的社会主体——“人民大众”的复杂历史过程。因此,对于李大钊而言,革命不再是简单意味着以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方式再造共和,而是在于通过不断革命,进而不断扩大民众参与,让最底层、最广泛、最受侮辱与损害的庶民与大众,成为塑造新文明及其命运共同体的新主体。
从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看,这一时期李大钊确曾借助“新中华民族主义”,投身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实践。①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甲寅》日刊1917年2月29日。但更重要的是,基于对民初共和政治以及西方文明的失望,他又极力通过底层民众的不断革命与民主参与,以创造新文明的方式,实现对于代议制立宪制度的超越。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1917年俄罗斯的两次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从理论上与实践上,共同整合了李大钊心目中对于寻求富强的民族国家与追寻“世界大同”的新文明目标。
在新世界与新文明双重视野下,对中国命运及其世界位置的整体把握,既构成了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革命主张的内在基调,也现实地因应了近代中国转型时代危机下的诸多现实问题(如改造社会、劳工与妇女地位、苦闷青年的出路、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等),并为此提供了化解危机的新路径。因此,对于此时的李大钊而言,创造“新文明”的革命(特别是“有血的革命”)亦是全世界和全人类的一次“整体革命”。一方面,革命对于每一个体具有彻底性,“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从而使得每一个体具有精神上的内在同一性。从思想史的内在视角而言,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以“外在超越”作为核心文化传统的西方社会,然而其价值实践方式却与中国儒家“内在超越”的精神传统极为相似。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个人通过内心良知和“内在超越”的淘洗,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超越,进而成为一代“新人”,完成在“人间”建立“天国”的“德性统治”。②Benjamin Schwartz, “The Reign of Virtue: Some Broad Perspectives on Leader and Part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Benjamin Schwartz,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转引自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48-149页。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个体命运与国家、民族乃至阶级命运紧密联系,个人改造又必须以人类整体命运的改变为前提。从此,“有血的革命”、为了整体命运而牺牲个体及全世界被侵略与压迫者荣辱与共的情怀,逐渐成为五四时期李大钊心目中实现新文明、创造新世界不可或缺的思想内容,并且深刻影响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
文章来源:《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网址: http://www.sjzxyxxxwz.cn/qikandaodu/2021/0613/10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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