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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儒学与新医之间的冲突及其原因从疫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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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国湖南名中医曾觉叟的描述，隔离已成杀人之“伎俩”，在隔离这把“屠刀”之下生命也将不保，儒学更无容身之所，儒家伦理亲情随之荡然无存，“奉天医士误认平常之伤风发热为鼠疫，冒昧倡言必须隔离，政府也冒昧从事，一见发热，即强用此法，即隔离之后，复闭以空房，洗以冷水，食以冷面包，即无病之人受此待遇，受此惊恐，亦不能支，其因此而致死者，遂即抬往焚烧，其有将死而未死者，亦强纳入棺中，往往在棺中尚有呼冤求救者（抬往焚烧之棺材皆不封口，故得闻其呼救之声），一家骨肉，顷刻之间，死别生离，而又无处申诉，亦可谓残酷之极也。”[10]作为湖南中医会长，曾觉叟对新医存有偏见，言辞可能过于极端，但隔离致人死亡确为事实。其笔下的人民也是对隔离惊皇不已，闻之色变，惟恐惨剧再演，殃及自身，“湘省去冬……故市中流行之病，皆为重伤风症，……而西医之预防中又载隔离一条矣，全市惊皇，莫知所措……试验之取脊髓汁，注射之直伤脑海，已大展其屠刀之伎俩。”[10]

简言之，新医控制疾病的隔离模式似一把利器刺伤儒学崇尚的仁爱思想，破坏了和谐这一儒家思想的最高价值原则。[11]（第163—164页）

二、儒学对新医的诘难

中国人饱受儒学浸润，其生活已经和儒学融为一体，生活就是儒学，儒学也是生活，没有人对日常生活中仁义情感、孝慈爱恋给予过多的关注，因为它就像生活中的饮食、睡眠一样自然、平淡，但在突发事件或人生重大变故时，尤其是对方身陷囹圄的非常时刻，儒学的仁爱思想则迅速凸现、彰显，人们无视各种艰难险阻甚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保持家庭完整以及生活秩序的正常，人们自发地拒绝、抵制新医的疾病控制手段——隔离，“我国人对于隔离检疫这回事，恐怕能够十分了解的人，是不多见，甚至且有站在反对的地位，以为不‘亲侍汤药’这在为人子的义务上算是不孝，在臣的位置上就是不忠，在朋友的名分上就是不义，这种种的议论。所以在我国现在防疫政策上，倘若严格执行隔离检疫，在事实上一定困难不少。”[12]困难是必然存在的，如对于生病住院或已被隔离的亲属，近前探望、情感问候、嘘寒问暖已约定俗成，或内心自觉、或舆论使然，“而探视亲友患病之风俗，亦为传染病流行之媒介，相习成风，若对于患病中之亲友，不往探视，似违背于风俗人情，……”[13]民国名中医丁福保在论述结核病预防时做出一个假设，假定某人的父母或儿女不幸罹患肺结核，根据结核杆菌传染的特性，家人与看护为避免传染而远避四米不能接近，结果只能是患者坐以待毙，丁福保斥之为“岂非太无人情，太无道德。”[14]现实生活中，人情与道德是左右人们行为的主要精神力量，亲情面前危险不可畏，生命也无谓，“实际见他家结核患者，即望而生畏，若自己之儿女兄弟患之，则对于所谓可畏之结核，已一毫无戒于心，奋身乱加看护，视危险为无物，盖亦人情有以使然。”[14]儒学否定隔离的结果是“每遇传染病发现，须施行隔离检疫等手续常因患者或其家庭反对，而不果行。”[15]因不能隔离或隔离不能及时、严格执行，病人活动如常，和他人自由接触，“传染因之可以蔓延而流行，即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社会蒙其无穷之祸害。’”[13]

更有甚者，基于维护父子、夫妇等人伦美德，要求时人对新医的疾病传染学说不可提及，更不可宣扬，“要说接触病人，就要被病人传染，将来父病而子不敢伺候，妻病而夫不敢去过问，医师护士，从此改业，真要叫病人置于火墟中而后矣，疾病可能传染给人，尤为仁人君子不宜倡言。”[16]仁人君子是儒家塑造的理想人格，是读书人的生命追求与终极目标，具有深厚儒学功底且社会行为与儒学宗旨高度吻合的仁人君子，是儒学的捍卫者与守望者，社会生活中的引领者与社会成员的效仿者，仁人君子具有强大的气场效应，追随者甚众，其不倡言，其实就是否认，否认疾病的传染性，否认新医在疫病控制方面的做法，其影响自然深远。

杨渡溪曾粗略谈到传统中医的出身，“顶好的是专讲汉文的老先生们，于诗书课暇翻弄翻弄医书，日后断症开方尚不失古训，至于二三等的就是科举时代久落孙山无以聊生的或是习商习贾兼涉医书的一俟人多求诊便行起医来了。”[17]从中医的出身可以断定大部分中医是熟读经书至少也是粗通儒学的文化人，并且中医和儒学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医书药典中直接借用一些儒学观点或术语如阴阳、五行、君臣等。儒学思想对传统中医的价值观及古代医学理论均有深度的影响，[18]（第178-179页）从这个角度看中医对西医的反驳就是儒学对新医的贬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