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儒学与新医之间的冲突及其原因从疫病(3) -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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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儒学与新医之间的冲突及其原因从疫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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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前文提到的一些名中医如曾觉叟等精通医理、学术精湛，能自如运用严谨的中医理论体系与儒家思想精髓逐点逐条在不同层次攻讦新医外，还有一些默默游走在乡间僻壤，并不知名的中医人士对新医知之甚少、不明其理，无法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运用深邃的医药方剂知识与系统的儒家文化来评论新医，仅仅只是依靠自己掌握的肤浅的医学认识与行医实践经验贬低新医抬高中医，如平湖某报中医主办的《医药与健康》栏目中这样宣传：“注射死的细菌有什么用……很好的人体上注射菌苗是违反自然的……不若中医之于防疫，可以针其穴道，可以终身防疫……察其征象而用凉热之药，有防治兼收之功。”[19]也有中医认为隔离并非是好的疫病防治方法，中药完全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如“麻疹流行时，用紫草根作煎剂内服，连服四五剂，可免疫，即使传染，亦可无生命之危。”[20]其见解是否正确、方法能否奏效，自有实践检验，问题的关键是这类医者生活在民间，广泛接触民众、服务民众且深得民众信仰，又因其言论浅显易懂，故影响深广，能在民众中遍植对新医的怀疑。至于广大人民群众则在儒学的潜隐默化下以实际行动无声地反对隔离，拒绝新医。

三、儒学与新医冲突之原因分析

儒学与新医之间产生对抗的缘由是复杂多元的，和民国的经济、政治、教育以及卫生人员的素质、推行卫生行政的方式等均有一定的关联，但儒学与新医之间的诸多差异则是其根本原因。

（一）儒学的情感观与新医的科学观截然不同

儒学崇尚情感，孔子贵仁，而仁的本质含义就是“爱人”，“儒家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重视人的情感，如果同西方哲学进行比较，这一点显得十分突出。所谓‘重视’，就是把情感放在人的存在问题的中心地位，舍此不能谈论人的存在问题；反过来，要讨论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价值等重要问题，必须从情感出发，从情感开始。对于人的存在而言，情感具有基本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儒家哲学为情感哲学。这是儒家的传统（现代新儒家例外）。”[21]这种情感是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爱亲是“仁”的核心或根基，虽然孔子也提出“泛爱众”的思想，但情感在向外传递的过程中逐渐淡化，基于血缘关系组建的家庭或宗族则是这种情感交流的基本单位，夫妇之亲、父子之爱、兄弟之情都是在家庭这个小环境中生成、演绎、释放，这种情感向外扩展则是宗族、社会的和谐有序、安定和睦。而新医是科学医学，它有意避开情感，“科学可以说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关系的理性的研究。”[22]（第12页）对复杂的自然现象进行理性的研究，就必须时刻保持理智自觉抵制情感对思维运行的干扰，力求研究结果符合自然原貌，从而深度掌握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以摆脱自然对人的奴役与束缚，人类就可以掌控自然的运行以实现主体的既定目的。新医就是运用科学思维方法或技术手段精确研究人体结构、生理病理现象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并以此为基础采取相应措施祛除疾病，保持健康的知识体系。所以当性质、内容迥异的新医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以疾病控制为目的的隔离冷漠、强硬地冲入宁静、和谐、温馨的以情感为中心的民间生活中时，必然引起民众的恐慌不安与混乱无序。儒学渗透在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中，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体现，在惯常的充满情义的生活遭受破坏的时候，人们自然以儒家文化倡导的仁爱思想予以坚强回击，驳斥科学、用激烈的言辞或粗暴的行动责难、非难新医。

（二）儒学与新医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悬殊

儒学从汉至清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虽然清末儒学式微。但这种式微仅限于政府及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层面，儒学依然活跃在民间，杜维明先生说：“在儒家的底层，像一般的农民、工人，他们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候是不自觉的、潜移默化的，用西方的说法就是‘心灵的积习’。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认为尽管‘五四’以来儒家被摧残得很厉害，但是儒家心灵的积习、潜存的影响非常大，只要是中国人就会受到影响——人的自我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天道的关系，都和儒家有关……民间所蕴含的儒家的基本价值，远远比一般知识分子更为深厚。”[23]（第39页）儒学在国人心中不可谓不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