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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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儒学与新医之间的冲突及其原因从疫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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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新医在医界已占据统治地位,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就是以新医为核心建立的,多处突发疫情也是在新医的指导下扑灭的。“从前清末叶起,卫生两个
民国时,新医在医界已占据统治地位,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就是以新医为核心建立的,多处突发疫情也是在新医的指导下扑灭的。“从前清末叶起,卫生两个字,已然流行在社会里面。到了民国以后,卫生两个字,更成了人们的口头禅”[24]、“公共卫生这个名词,在我们同胞们日常说话上,算是个新名词成为口头禅了。”[25]看起来好像民众已经接纳了新医,但事实未必如此,民国二十九年陕西省长安县三桥乡调查显示“又见西医消耗,为数最少,仅占消耗全数百分之五,查三桥为接近西京区域,文化应较开明,而西医发达尚且如此,其他外县更可想见,独中医消耗,占消耗全数百分之四十三。按农村中医,学术浅陋者居多,患者较难得经验较佳之中医诊疗,至于由于迷信消耗者,为数更多,几占消耗全数百分之五十三。可见农村因缺乏正当的医药与卫生教育,以致人民误踏于迷信之途,丧生于庸医之手,使有限之民膏耗于有害无利之境地,倘不深入民间又何从目击其实情果如斯耶。”[26]由此可知新医在民间依然是一种新鲜的事物,并没有深入人心,卫生这个名词仅仅是当时大城市口头禅。
当鲜为人知的新医和根深蒂固的儒学相遇时,人民本能地选择儒学,因为儒学已根植于人们的灵魂深处,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并支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许多人,只受过文学和宗教的教育,对健康事件从未学习过作逻辑的思考,他们不解科学原理,因而为情感所左右,也为那事关虔诚而牢守不破的意见所支配。”[27]政府暴力推进新医与人们自觉选择儒学必然发生冲突,导致了新医的举步维艰。
(三)儒学的自我性与新医的公共性对立
儒家文化倡导的是家庭基础上的人伦教育以实现家庭的和美圆满,并以此为模式推至全社会以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序。当社会动荡或危机四伏时,虽然也有人积极参与其中治理社会、应对危机,但多数人则选择迅速退守家庭或家族,固守家庭基本人伦,从这个角度看,儒学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更多地关注个体自我的安身立命,“因为中国人向奉儒家思想为圭臬,只知有私关系的人伦道德,而绝难了解公关系的公民道德与社会道德,只看见家族和宗族的具体实在,而绝难想象国家和民族的抽象实在。只能从家族和宗族的原始观念向外推演,而不能从国家和民族的最高概念向内推究。”[28]与儒学关注私关系的人伦道德相反,新医则更注重群体的疾病预防与控制,当疫情暴发时,新医基于病原微生物播散引发疾病传染的科学原理,主张对患者或带菌者进行隔离,限制其自由,断绝病原的继发感染,以确保健康群体免收病菌侵害,因此新医关注的是公共性事业。强调家庭伦理的儒学与追求公众健康的新医在宗旨与价值指向上迥异,儒学片面强调自身修养与家庭伦理而置公众健康于不顾,“吾国数千年社会之积习相延,及人民卫生知识之不普及,对于传染病根本即不知能传染于人,即偶有知能传染者,以道德心没落,不惜为害公众,仅知独善其身,至传染病之是否危害社会,固不问也。”[16]“但是一个人总有害病的时候,若是害了危险的传染病,就应该宁可牺牲了自己,不使他蔓延以来侵害公众,国家本来有法律禁止取缔,但是一方面还是靠着个人的道德。”[29](第4-5页)但根据目前掌握的有限史料,其时民众的公德意识极其缺失,还没有发现为维护公众健康而自觉牺牲亲情的超越儒家伦理的大义行为,尽管是应该存在的。
儒学与新医之间的冲突贯穿于整个民国期间,新医以隔离为手段的疫病控制方法引起人们的恐慌、愤怒并拒绝加以实施,导致新医的科学防病措施不能得以全面实施,进而疾病丛生、瘟疫肆掠,人民健康严重受损。但这种冲突随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日趋稳定发展,以及民众的知识水平、思想意识不断提高而逐步走向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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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网址: http://www.sjzxyxxxwz.cn/qikandaodu/2021/0722/11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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