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洗出一个新纪元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3) -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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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洗出一个新纪元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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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晚清读书人主要通过感知有异于己的外部世界，进而了解现代国家及其治理体系，那么到了五四时期，知识界的视角却逐渐转化为以超越国家的方式，重新思考“世界”与“文明”的意义。这意味着，一度被中国人奉为圭臬的西方现代国家的建构方案，在这一时期遇到了尖锐挑战。知识界逐渐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情境下，这一方案必须纳入更为开阔的世界与文明的背景下予以重新审视。①许纪霖的研究表明，因受到德国和日本的国家主义思想影响，晚清知识分子对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建立起了一种“国家国民一体化”的理解。但到了五四时期，国民和国家发生分化与对抗，启蒙者开始破除“家国天下连续体”，将个人与新的“天下”（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建立新的关联，因而发生了“文明的自觉”。许纪霖：《现代中国的家国天下与自我认同》，《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50页；《从世界文明的趋势寻找中国的未来》，《史学月刊》2015年第11期，第11页。针对晚清读书人关于“野蛮世界”与“文明国”的思想焦虑及其因应之策，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读书人的反思主题逐渐转化为国家虽然“野蛮”，但世界应该“文明”。因此，如何创造一个具有新文明形态的“新世界”，并以此“超克”西方现代性方案下的“野蛮国”，进而实现较之晚清时期“寻求富强”的国家目标更为高远的价值诉求，成为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五四时期部分知识分子思考的中心议题之一。

二、内外视角下的“第三”文明

民国初年李大钊的思想历程较为复杂。大体而言，晚清以来风起云涌的预备立宪运动与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1907—1913）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1913—1916）的求学经历，让李大钊对于通过完善宪政秩序以建构强大的共和国家有着强烈期待。因此，他才“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②李大钊：《狱中自述》（1927年4月），《李大钊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13-714页。但这一时期的李大钊并非一个纯粹的共和国家的制度论者。他倾注了相当多的心力，思考和论述何为真正的共和精神。而这一系列的思考和论述，建立在他对于文明问题的复杂多变的理解之上。

在发表于1914年8月10日《甲寅》杂志第1卷第3号的《风俗》一文中，留学日本的李大钊表达出对于“群”的高度重视。同年9月3—6日，天津《大公报》转发此文。③朱文通主编：《李大钊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在文章中，李大钊指出，“亡群甚于亡国”。这是因为“群”的意义不仅仅意味着“人体集合”的数量意义，而是拥有“具同一思想者之总称”的内在品质。在李大钊看来，对于“群”而言，其实质乃是“风俗”：“群，其形也，风俗，其神也。群，其质也，风俗，其力也。”因此“离人心则无风俗，离风俗则无群”。《风俗》一文抨击的是民初的政治窳败和道德沦丧，呼吁“好学知耻之士”作为“群枢”，“积为群力，蔚成国风”。这一看法显然来自传统儒家的道德吁求，即倡导通过“国之君子”的率先垂范，以“风行草偃”的方式改变世风。所以，李大钊援引顾炎武、曾国藩的言论，指出“风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④李大钊：《风俗》，1914年《甲寅》第1卷第3号。进而言之，李大钊已经注意到，在现代社会中，“群”的凝聚不仅仅依托于良善的政治制度，更多的是源自自身独特的文化（“风俗”）及其陶冶的世道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李大钊的笔下，一种建立在内外视角之上的“第三文明”论述开始出现，并逐渐超越“风俗保群”的论述。这一文明论述的形成，与李大钊在这一期对于“自然之真理”——进化论的深刻服膺密切相关。晚清以来，随着“天理”世界观的瓦解与“公理”世界观的兴起，使得进化论被提升到新宇宙论的层次，逐渐成为解释万物之生成与运作的基本原理，也成为支配朝野各界探讨政治秩序合理性的重要依据。⑤陈独秀在刊于《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两篇文章《敬告青年》以及《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1915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中就谈及：“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不在演进之途。”又称：“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其中达尔文本诸拉马克的“生物进化论”，是缔造“近世文明”的三大基石之一（其余二者为“人权说”和“社会主义”）。因此，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公理世界观，深化了李大钊对于政治更迭背后历史规律的理解，也在进一步形塑其历史观念与文明尺度。李大钊开始自觉地以一种二元论的视角理解文明，进而以此观察中国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