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洗出一个新纪元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7) -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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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洗出一个新纪元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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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有血的革命”再造“我与世界”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的消息让各界人士欢欣鼓舞。国人对于处理善后的巴黎和会以及美国总统威尔逊抱有极大的企盼，“公理战胜强权”一时间成为社会共识。然而，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列强最终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让与日本。这让中国社会各界最初对和会抱有的幻想彻底破灭。李大钊在发表于1919年5月18日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尖锐指出：“我们且看巴黎和会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让李大钊看到了“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李大钊的观察和前引晚清杨度所言“野蛮世界”几乎同义。从晚清到民初，以西方现代国家作为模板实现国富民强，成为中国社会的变革者们无限憧憬的目标。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后巴黎和会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大会”，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是“强盗国家”对于“弱小民族”的压制，使得世界真正实现平等与正义遥遥无期。李大钊认为，“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但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④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每周评论》1919年第22号。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读书人从“国家”到“世界”的视角位移带来的新觉悟：通过彻底改造“强盗世界”，进而从更高的层次反省西方现代国家的方案。

在俄罗斯经验的启示之下，革命相当自然地成为李大钊心目中改造世界的途径。在李大钊的思想中，改造世界进而创造新文明的“革命”，具有社会变革和文明变革的双重意涵。就前者而言，李大钊的思想逐渐从昔日力主调适的温和渐进的方式，转向对于“有血的革命”的认可。他指出，“社会革命的潮流，……不是英、美式民主主义的胜利，乃是新发生的德、俄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今天的世界，大有Bolsheviki化的趋势”。他援引哈利孙（Harrison）在《隔周评论》上的话：“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引起了恐怖，引起了过激革命党的骚动，但见有鲜血在那扫荡世界的革命潮中发泡，一种新世界就在那里面造成。Bolshevism的下边，也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社会进化，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是一样的，意大利、法兰西、葡萄牙、爱尔兰、不列颠都怵然于革命变动中的暗中激奋。”⑤李大钊：《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晨报·自由论坛》1919年2月7-9日。就后者而言，李大钊心目中“有血的革命”带有相当强烈的人道主义互助论与基督教末世救赎的色彩。⑥李大钊对于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思想的推崇及后者对于李大钊思想的影响，参见汪荣祖：《从文化与政治解读五四前后的李大钊》，《“文化的政治·政治的文化：五四知识分子的转变”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第2-3页。这使得李大钊心目中的“革命”不仅仅只是意味着政权更迭，更重要的乃是如基督教传统中“创世记”一样的文明再造。因此，李大钊把1910年代以来造成世界动荡的大事件，视为《旧约》中荡涤地球的大洪水。他说：“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①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1919年第3号。

李大钊将1914年世界大战的爆发作为心目中新文明创生的重要时间节点，显然奠基于他对现代国家政治模式的扬弃，以及对于俄、德人民通过暴力革命创造新世界的向往。与依托军力平衡和财富剥削的19世纪现代国家共处方式不同，这样的新世界的精神基础，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

那么，经过“有血的革命”荡涤后的世界又将怎样？李大钊说：“我们为继续人类的历史，当然要起一个大变化。这个大变化，就是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在这里，李大钊将未来由新文明构建的新世界的重心，归结为“协作与友谊”。他认为，二者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在他看来，“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②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每周评论》1919年第29号。他后来表述得更具体：“博爱、自由、平等、牺牲，这是我们创造‘新生活’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建立民国的基础——我们相信人间的关系只是一个‘爱’字。我们相信我能爱人，人必爱我，故爱人即所以爱我……爱世界的人类比爱一部分人更要紧，总该知道爱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③李大钊：《双十字上的新生活》，《新生活》1919年第8期。可见，李大钊对于新文明与新世界的渴望，其实质是建立在一种对于新道德的想象与旧道德的彻底决裂之上的。这种新道德所带来的新文明，是对于人世间一切具有压迫性的制度性存在（如家庭、阶级、国家、种族等）的最终超越：“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障、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④李大钊：《我与世界》，《每周评论》1919年第29号。对于未来新文明只有完善的“自我”与美好的“世界”，这样充满道德感的表述，在李大钊这一时期的笔下多次出现：“我们的新生活，小到完成我的个性，大到企图世界的幸福。我们的家庭范围，已经扩充到全世界了，其余都是进化轨道上的遗迹，都该打破。”⑤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1919年第1卷第3期。为了达到这个美好的新世界，“有血的革命”的意义是双重的——对社会而言，通过“阶级竞争”以打破家庭、国家、阶级、种族的界限，是“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对个人而言，“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⑥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每周评论》1919年第29号。按照未来新文明需要造就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