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洗出一个新纪元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4) -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杂志社投稿

一、稿件要求： 1、稿件内容应该是与某一计算机类具体产品紧密相关的新闻评论、购买体验、性能详析等文章。要求稿件论点中立，论述详实，能够对读者的购买起到指导作用。文章体裁不限，字数不限。 2、稿件建议采用纯文本格式(*.txt)。如果是文本文件，请注明插图位置。插图应清晰可辨，可保存为*.jpg、*.gif格式。如使用word等编辑的文本，建议不要将图片直接嵌在word文件中，而将插图另存，并注明插图位置。 3、如果用电子邮件投稿，最好压缩后发送。 4、请使用中文的标点符号。例如句号为。而不是.。 5、来稿请注明作者署名(真实姓名、笔名)、详细地址、邮编、联系电话、E-mail地址等，以便联系。 6、我们保留对稿件的增删权。 7、我们对有一稿多投、剽窃或抄袭行为者，将保留追究由此引起的法律、经济责任的权利。二、投稿方式： 1、请使用电子邮件方式投递稿件。 2、编译的稿件，请注明出处并附带原文。 3、请按稿件内容投递到相关编辑信箱三、稿件著作权： 1、投稿人保证其向我方所投之作品是其本人或与他人合作创作之成果，或对所投作品拥有合法的著作权，无第三人对其作品提出可成立之权利主张。 2、投稿人保证向我方所投之稿件，尚未在任何媒体上发表。 3、投稿人保证其作品不含有违反宪法、法律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内容。 4、投稿人向我方所投之作品不得同时向第三方投送，即不允许一稿多投。若投稿人有违反该款约定的行为，则我方有权不向投稿人支付报酬。但我方在收到投稿人所投作品10日内未作出采用通知的除外。 5、投稿人授予我方享有作品专有使用权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复制、摘编、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制品、录制录音制品、制作数字化制品、改编、翻译、注释、编辑，以及出版、许可其他媒体、网站及单位转载、摘编、播放、录制、翻译、注释、编辑、改编、摄制。 6、投稿人委托我方声明，未经我方许可，任何网站、媒体、组织不得转载、摘编其作品。

血洗出一个新纪元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4)

作者:

关键词:

摘要：

从文明内部来看，在“世运嬗进”的时代潮流中，需要以除旧立新的态度破除一切旧的政治制度。李大钊已经注意到，“老成者每病新进者之思想动作，不能同于己，则深斥而痛绝之，此大谬也。宙合万化，逐境而进，一经周折而或滞或退者，逆乎宇宙之大化者也。居今日而求治，断无毁新复古之理。虽人惟其旧，倚重老成，而世运嬗进，即有大力，亦莫能抗。旧者日益衰落，不可淹留，新者遏其萌芽，勿使畅发，此自绝之道也。”①李大钊：《政治对抗力之形成》，《中华》1914年第1卷第11号。他进而通过“老年”与“青年”的对立，建立起对于“青春中华（中国）”的论述：“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②李大钊：《青春》，《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1号。

1916年5月，李大钊因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自日本辍学返沪。6月，袁世凯病卒，民初政坛各派势力再起纷扰。7月，受汤化龙之邀，李大钊赴京任《晨钟报》编辑主任之职。8月15日，《晨钟报》在北京发刊，梁启超、汤化龙、蒲殿俊等主之。③朱文通主编：《李大钊年谱长编》，第176-187页。发表于创刊号上的《〈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清晰地彰显李大钊心目中“白发中华”与“青春中华”的对立。在他看来，这一对立不仅仅是时序上的后来居上，更在于两者分享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明形态：“老辈之文明，和解之文明也，与境遇和解，与时代和解，与经验和解。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因此，“一切新创造，新机遇，乃吾青年独有之特权”。④李大钊：《〈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晨钟》1916年创刊号。李大钊笔下的“青春中国（中华）”，显然是晚清时期梁启超呼吁的“少年中国”的历史性延续。因此，李大钊所谓“青春中国”“投胎复活”之说，从晚清民初的思想脉络言之，其实渊源有自。不过，针对新旧两类文明的嬗递，李大钊主张采取调适渐进的态度。在他看来，“现代之文明，协力之文明也……现代之社会，调和之社会也”，是以“群演之道，乃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促其进步。无秩序则进步难期，无进步则秩序莫保”。⑤李大钊：《青年与老人》，《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2号。

从文明外部来看，李大钊的思想尝试则是以“灵与肉”“动与静”等二分方式，来理解东西方文明及其差异。在发表于1917年4月《甲寅》日刊的《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中，他指出：“东西文明绝异之特质，即动的与静的而已矣”，而动静之别则源于“生活之依据”不同。⑥李大钊：《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甲寅》日刊1917年4月12日。然而，李大钊也注意到，近百年以来，“西方之动的生活，挟其风驰云卷之势力，以侵入东方静的生活之范围”，导致了一个“动的世界”的不期而至。从价值立场上看，李大钊显然更倾向于西方文明之“动”。他认为“动的国家，动的民族，动的文明，动的生活”乃是“世变”带来的“潮流”。不仅如此，他还力倡以“动的文明”来挽救东方文明之“静”，从而更好地让东方文明融入西方文明。

以“动静”二分的方式对待东西方文明的思路，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代表性，对于李大钊的思想也产生了相当持续的影响。直到一年后的1918年，已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反省“一战”得失时，都还在论述“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即在于“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那时，他依然相当现实地承认，“吾人之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而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境”。⑦李大钊：《东西文明之根本异同点》，《言治》季刊1918年第3册。然而，1917至1918前后的李大钊思想深处，这一“动”的文明并非理想文明的终极形态。因此，他提出一种调和两种文明的“第三文明”的论说。李大钊认为，“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显然，对于东西方文明之优劣偏至，李大钊的即时反应虽重在“扬西抑中”，其实对二者皆有反省。因此，他明确指出，“‘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显然有着调和东西而又更上一层的意味。不过，李大钊也坦承，这一理想的“第三文明”，乃是“有其理想而无其实境”的文明，⑧李大钊：《“第三”》，《晨钟》1916年8月17日。故而在具体言说中，李大钊更侧重其超越东西文明的理想特质。而以“后见之明”来看，这一“第三文明”的论述，多少也成为他后来孕育“新文明”的思想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