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洗出一个新纪元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5) -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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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洗出一个新纪元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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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放的文明”与新文明主体的创制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大致同步，对于1914年爆发的欧战的反思，则带给李大钊反思欧洲文明与世界格局的新契机。随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的全球资本扩张与劳工扩张，原有民族国家的界限被彻底打破。资本的扩张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扩张，劳工的扩张则带来劳工阶级的扩张。两者对于既有的现代国家形态及制度均提出挑战，超越国家的“世界”命题逐渐成为李大钊思考的重心。

1917年至1918年期间，是李大钊理解世界文明的重要时段。他开始将“近世的文明”视为“解放的文明”。所谓“解放”，即指挣脱“少数专制之向心力”，根据“离心力以求解脱而伸其个性复其自由”。所以，“解放”不仅仅意味着个人的自由，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它所带来的“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合力作用，更是世界文明进步的推动力。李大钊据此分析，世界政治的趋势将是“向心主义之势力日见缩减，离心主义之势力日见伸张”。因此，“对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①李大钊：《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甲寅》日刊1917年4月29日。可见，在世界大战与全球化的背景下，李大钊的文明视野开始超越既有民族国家框架，从一开始就将“自由政治”“民主主义”的主体明确为“世界各国之平民”。在这一时期的论述中，一方面，李大钊率先洞察到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带来了资本家与劳动阶级之间巨大的贫富分化。而因贫富分化导致的帝国战争，更使得“资本家……获丰厚之利益，其下级劳动社会，则为国家驱入凄惨之战场”。②李大钊：《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甲寅》日刊1917年4月24日—5月5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悲剧性的后果，不单单影响到某一特定国家下的特定国民，而是全世界民众的共同灾难。

另一方面，世界大战的爆发，除经济上因资本主义国家财富过分集中与疯狂逐利之外，政治上的原因则在于各国的独裁政治与侵略野心。因此，李大钊指出：“此次战争不全为国家间争胜利之战争，乃有几分为世界上争自由之战争。……此次战争告终，官僚政治、专制主义皆将与之俱终，而世界之自由政治、民主主义必将翻新蜕化，以别开一新面目，别创一新形式，蓬蓬勃勃以照耀二十世纪之新天地。然则吾侪今日，不愿为某一特定之国民希望胜利，而为世界各国之平民希望胜利，不愿为某一特定之国民祝祷自由，而为世界各国之平民祝祷自由。”③李大钊：《自由与胜利》，《甲寅》日刊1917年5月21日。在这一超越纯粹国家政治的立场下，李大钊反复思考的“第三文明”的目标指向与理论视野，显然较之此前的调和论述更为明确开阔。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推进，1917年的俄国相继爆发“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结束帝制，建立起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是，临时政府并未退出战争，而是试图通过战争来获得更多的殖民地和国家利益。然而，不到一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暴动，推翻二月革命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随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行列，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战局。1917年俄国政权更迭及其带来的世界政局的演变，成为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思考世界、文明与革命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与此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欧洲文明的毁灭性打击下，“文化”的概念也开始在中国思想界日益兴盛，并与晚清以来的“文明”观念形成区隔。“文化论述”极力摆脱晚清以来的“西方中心论”，转而将思考焦点与价值关怀，重新投射到中国文化自身的精神价值与个性特质之上。④黄克武：《从“文明”论述到“文化”论述——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转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这是一种以（东方）文化之“特殊性”抗衡（西方）文明之“普遍性”的努力。然而，李大钊的思路显然与此不同。1918年7月1日，在发表于《言治》季刊第3期的两篇文章中，李大钊依然在思考如何通过东西文明的“调和再造”，以“第三新文明”化解世界危机。显然，这是尝试以新的文明“普遍性”取代旧的文明“普遍性”。⑤杨芳燕指出，李氏自始即将创造“第三文明”视为“具有宇宙论基础的普遍性发展原理；因此即便明确具备了社会主义内涵的第三文明，仍被他视为一种世界性的新文明类种，而非独属于中国的新文明”。杨芳燕：《再造新文明：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普遍与特殊》，《知识分子论丛》第14辑，第238页。而在俄国革命的宏大历史背景与社会影响下，此刻李大钊心目中“第三新文明”的指向已经相当清晰，即“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①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1918年第3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俄国革命的历史情境清晰表明，如果俄罗斯文明的确代表了一种“新文明”的话，那么它的产生过程并非如同此前诸多人类文明那样，经由一系列漫长的自然演化而成。相反，作为“新文明”的典范，它的诞生源自接连不断的暴力革命，特别是日益扩张的民众革命，最后才得以在超越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之上革故鼎新。